然而或许中国无哲学本来就是假问题，但我们似可由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进行一番思考。
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匠石运斤成风，听而之，尽垩而鼻不伤，郢人立不失容。
而且，就循道以修德而言，庄子由坐忘心斋所导之于人的是明白入素，无为复朴或素朴之德的修为，惠施则唯有历物却从未于德有所措意，而这亦正为庄子所言中：弱于德，强于物，其涂隩矣。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。自彼看此一如自此看彼往往不为看者所知(自彼则不见)，而其所知者只是此知此或彼知彼那样的自知(自知则知之)。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在这类史料中，当推《庄子·天下》所辑录的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个论题最有价值。
前一层次的合同异可以看作后一层次的合同异的可直观的环节，而后一层次的合同异对于惠施说来才是真正重要的，他由此要作的推理在于：既然大一与小一之间的天地万物都既相异又相同，那么从相对的同处看，天地万物原只是一体，而人既然处在这一体的世界中，那便理应同类相惜、同体相爱以至于泛爱万物。惠子曰：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庄子曰：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惠子曰：我非子，固不知子矣。其四，贬斥争谈富强，主张道由忠恕，既是对荆公新学与程学之争的政治总结，也为道学在南宋的大发展定下基调。
而后来为朱熹复仇的道学家史弥远(杨简弟子、陆九渊再传)则不然，他是通过伪造圣旨，用暗杀手段将韩侂胄活活打死的。乃以挑衅渝盟为侂胄之罪，然后人心靡，国势颓，至于亡而不复振。后之周亚夫、赵充国之于汉，郭子仪、李光弼之于唐。(69) 朱熹的这段论述，正是给韩侂胄定以挑衅渝盟之罪名的依据。
而一出于文定之门，效可睹矣。宋高宗为什么以求和为幸？《宋论》卷十《高宗屈辱于女直》分析了其原因：宋自置通判于诸州，以夺州镇之权，大臣出而典郡者，非以逸老，则为左迁。
据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载：张浚在相位，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，欲渐取其兵属督府，而以儒臣将之，会淮西军叛，浚坐谪去。绍兴八年(1138)五月下旨，云：安国所进春秋解义，著百王之大法，朕朝夕省览，以考治道。以五季之末，维翰能之，而郑国二三执政，畏一高克，不能退之以道，何政之为？(41)这段话不仅通过阐述《春秋》大义来肯定桑维翰夺景延广兵权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，而且以此向高宗献策，要他重用当今的桑维翰作为股肱心膂来对付像景延广这样的武将。(76)王夫之：《读通鉴论》卷十四，载《船山全书》第10册，第535、536页。
他坚信，只要能够做到不以天下私一人、不以一人疑天下，公其心，去其危，尽中区之智力，治轩辕之天下，必能族类强植，仁勇竞命，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(87)，亦必能取威万方，濯秦愚，刷宋耻……足以固其族而无忧。(38)王夫之：《读通鉴论》卷十七，载《船山全书》第10册，岳麓书社1988年版，第668页。为了保其类卫其群，王夫之设计了民族崛起、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景：在这个富强的国度内，天地之产，聪明材勇，物力丰犀，势足资中区而给其卫(84)。(15)黎靖德编：《朱子语类》六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，第2151页。
肯定桑维翰的兴晋之功，正如念念不忘提醒君王兵权不可假人一样，也是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。河南之举要，得文定而详(22)，但他认为《春秋胡氏传》也存在严重失误，将其失误的原因归结为激与疑，并作了具体阐述。
若非韩世忠率部勤王，他就不可能恢复帝位。《黄宗羲全集》第4册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720页。
他说：考古验今，人君驭将之道，夫岂然哉？前之胤侯之于夏，方叔、召虎、南仲之于周。兵权不可假人，既为宋之‘隐虑，‘朝章，则岳鹏举被害为必然之事，勿待文定绍之，况胡氏之立说本有其渊源欤。(56)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第2247页。不是与士大夫治天下吗？可士大夫又是些什么人呢？峩冠长佩，容与于天下，贤者建宫墙以论道，其次饰亭榭以冶游，其下攘民财以自润。(31)如卷二卫州吁弑其君完条、翚帅师条，卷三翚帅师会齐人、郑人伐宋条，卷七庆父帅师伐于余丘条，卷九公子庆父如齐条，卷十公子庆父出奔莒条、郑弃其师条，卷十六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条，卷二十一作三军条，卷二十七公会晋师于瓦条等等。迫故主以焚死，斗遗民使暴骨，导胡骑打草谷，城野为墟，收被杀之遗骸至二十余万，皆维翰一念之恶，而滔天至此，无他，求为相而已。
鉴于海内外史学界仅限于对王夫之《宋论》卷十《胡安国与秦桧同情》一节的片段引证，尚且缺乏对王夫之《春秋》学思想的系统研究，本文试依据《船山全书》中的《春秋家说》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等文献，采用文本分析解读方法，来揭示王夫之是如何批判胡安国的《春秋》经学，如何廓清道学家对宋史的扭曲，如何批判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，如何突破传统儒家思想的局限而作出别开生面的理论创造的。(71)可是，正当方信孺与金国君臣据理力争之时，临安的道学家们已经砍下韩侂胄的头颅准备送往金国了。
他认为，之所以会有庆元党禁，是因为朱熹采用了小人的阴毒手段去陷害韩侂胄的结果：侂胄之深怨朱子者，以争殡宫故也。(17)皮锡瑞：《经学历史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250～251页。
(41)胡安国：《胡氏春秋传》，第143页。(24)王夫之：《春秋家说·叙》卷上，载《船山全书》第5册，第106页。
绍兴十四年(1144)三月巡视太学，举行临雍释奠大典，颁布御笔《宣圣七十二贤赞并序》。(一)论绍兴和议 绍兴八年(1138)和议订立不久，金国就于次年毁约进犯河南。(21)王夫之：《船山诗文拾遗》，载《船山全书》第15册，岳麓书社1995年版，第921页。陈公良翰、芮公煜之徒，亦吾道之疏附也。
(81)王夫之：《读通鉴论》卷十四，载《船山全书》第10册，第504～505页。王夫之认为，道学被宣布为伪学，是朱熹自取其咎。
赵鼎继相，王庶在枢府，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。二、《宋论》论胡安国与秦桧以志合相奖，非知人之明不至 时下宋史研究者论及胡安国与秦桧的关系，大都沿袭朱熹的知人不明说。
若庄公者，可谓亲不祥之器，侈用其雄猜而终无以弭奸者矣，胡氏犹曰兵权散，主不当偏属于一人，专授庆父，威行中外，以召篡弑。帅曰：‘我何为失信？方徐谓曰：‘我之用兵在某月日，尔之诱逆曦在某月日。
徒以抑强臣为春秋之大法乎？故以知胡氏之说，宋人之陋习也。而王夫之的看法则相反，《胡安国与秦桧同情》一文专门批评朱熹这一观点：上有不能言之隐，下有不能变之习，贤者且奉之以为道之纲，奸人遂乘之以售其忮害之术。(57)李纲亦上疏言：今陛下震皇武以图恢复之烈，尽以重兵分隶诸大将，多者至十数万人，平居已不能运调，而况于仓卒扰攘之际乎？建议遵祖宗之成宪以消弭后患(58)。以此为荣，而教衰行薄，使后世以儒为膻，而儒为天下贱，胥此启之也。
(11)《宋元学案》卷四十四《赵张诸儒学案(全祖望补本)》，其补充说明云：魏公曾用陈公辅得谤，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学，与丰公有异同，未必然也。三、《读通鉴论》论胡安国《春秋》学为秦桧之嚆矢 《读通鉴论》以《春秋》经旨来评说从秦朝到五代的历史，揭露胡安国《春秋》学讲的防制权臣之道反映的是宋朝帝王和士大夫集团的私利，以历史事实对胡安国、胡寅父子赞扬桑维翰而贬斥景延广的观点作了有力驳斥，并将五代史与宋史的类似史实相联系，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价值观作了深刻解析和批判。
该书序言记录了其父关于胡安国在《春秋》学史上之地位的论述：三传之折衷，得文定而明。(43)宋儒称桑维翰之功，由来已久，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卷二九就有灭唐而兴晋，维翰之力也之说。
(42)王夫之：《读通鉴论》卷三十，载《船山全书》第10册，第1136页。(87)王夫之：《黄书·任官第五》，载《船山全书》第12册，第52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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